《吃吃的爱》上映11天,内地票房仅2648万,加上台湾的1000多万票房,总体已经很难越过影片的成本线5656万,从生意的角度来看,蔡康永的导演处女作是赔本的。
“这就是人生,我也不是电影史上第一个赔钱的人,也只能这样,难不成我要去死吗?”蔡康永在台北首场谢票活动上说,让听到的人都想同他一道苦笑。
专访那天,蔡康永以我的名称呼我,那是他的工作人员预先做好的功课,也是团队对待采访的多年习惯。坐下来后,他摊开手掌,想帮我把录音笔放在离他最近的地方。坐在这位台湾头号主持人面前,我全然没有严阵以待的感觉。面对工作人员的躁动,他还从容地讲了那些在内地主流舆论里敏感的性取向话题。
采访他之前,我做的额外功课,是把许多大导演和名作的台湾译名与内地译名对应好,但采访完才发现,他说的是库布里克不是库柏力克,是戛纳而不是坎城。
蔡康永显然是一个懂得匹配环境的人,它看起来是本能,并非世故。它首先来源于名门家庭生活的耳濡目染,很小的时候,蔡康永就知道打牌和应酬是两回事;孩提时代就登台表演,惨绿少年时代是所有人眼中的优等生,蔡康永的生活确也有了舞台的性质,很早明白每个人有他的角色;大学教育阶段,好莱坞务实的电影评价标准,又令面向观众的商业法则在他的电影观里根深蒂固。
但也正是这种本能,让蔡康永惯于做一个好人,即使是在统筹全局的导演之位上。
蔡康永与小S在台湾谢票
他不想以“蔡康永导演处女作”为噱头,甚至并不想在成片中加上“蔡康永导演作品”的字幕,这使得他的回归电影圈,更像是一种共襄盛举的顺势而为;他满心装载观众,愿意多次为观众而调整,但又始终有“梦中梦”的表达抱负,退步与抱负之间,有一种衔接上的缺憾,给影片带来的直接观感是尴尬的;他甚至不大愿意去麻烦自己的女主角们,总是预先为她们规避掉麻烦,可麻烦、困难就是比温存、顺利更常见的存在啊······
《吃吃的爱》成为了蔡康永人生中少见的失败,他似乎以足够从容的态度面对了它,而舆论对他的失败也足够宽容。我不知道他有没有因此难过,会因此而难过多久。我只知道,那次上映前的采访中,他设想了这部电影之后可能走上的两条导演路。
然而,在那场谢票活动上,蔡康永却说,短期之内,他不会再当导演了。
进取的人生
蔡康永在包围着他的人群中,找到了一个不大不小的缝隙,向我们挥手,告别《吃吃的爱》在北京的最后一个通告日,他飞回了台湾。
第二天,台湾地区传来同性婚姻合法化的消息,台北媒体把这个消息告诉正在路演的蔡康永,那一刻他难掩惊喜之情,回头对男主角金世佳说:“你居然跟我们一起参与了历史的一刻。”
蔡康永与金世佳在台参与历史性的一刻
蔡康永等待这一刻已经很久。
我相信优秀是一种本能,但仍试图为他的锐意进取,找到一些缘由。我问他是否如小S所说,17岁就已经出柜?我又问他,有这么一种说法,同性恋者在潜意识层面知道自己无法繁殖后,在创作上会更进取,因为希望以作品的形式留在世上,你同意吗?
这时,宣传团队已经开始躁动,蔡康永依然笑得温柔,用一种“不要听小S乱讲”的语气回答:“17岁真的是不太可能啦。”
“17岁这样做的话,是要面临很大的压力的。”蔡康永又认真起来,他的高中时代在一所类似英国贵族寄宿型的学校里度过,“那类学校对于这件事情有一种很暧昧的态度在,他们全校都是男生,学校里的气氛跟外面不太一样,所以说17出柜这件事虽然不是真的,可是当时的确感觉不到外面社会的压力。”
这种压力,在蔡康永走出寄宿高中的城堡后,一直没有卸下。“我妈妈很早就过世,我父亲在的时候,没有,没有所谓的出柜这件事。”
2000年,蔡康永的父亲蔡天铎去世。2001年,李敖访问蔡康永时,问道:“你是gay吗?”蔡康永坦然承认。
之后,蔡康永便成为台湾娱乐新闻的焦点人物,在华人社会,作为公众人物的他承受着巨大的压力,”所以我后来也不太鼓励别人这样做,我说你要照你自己的人生决定,你不能够因为我度过这样的时光,就认为你可以,因为当发生在你身上的时候,你不一定有办法处理。“
至于“无法繁殖因而更热爱创作”之说,他说,鼓吹这样的想法,是很危险的。“那些不做创作的同志要怎么办,对不对,他还是没有办法留下作品,你不能用这种想法去伤害他们说,他们既无法留下血脉,也无法留下作品。所以这个想法要谨慎的使用。”
“我觉得这是一个选择。我有朋友,一对异性恋夫妻养了很多小孩,到最后觉得很不值得。倒不是小孩不孝顺或者不听话,而是觉得累死了,就是人生最精华的岁月的很多时间都来培育小孩,所以有的母亲是真的跟我讲说,早知道人生都会花费在这个事情上,她可能宁愿不要养。”
蔡康永为自己进取的人生给出了另一个原因。
蔡康永的父亲与母亲
改变蔡康永家庭命运的太平轮
父亲蔡天铎是“太平轮”的拥有者,来到台湾后,是岛内有名的大律师,蔡氏一家被称为“最后的贵族”。但出生时,父亲已经五十岁,蔡康永很清楚,“我呢,是绝对没赶上最后一批的,我是‘最后’又过了很久以后,才出现的。”
这种“最后”又过了很久以后的家族氛围,仍然对蔡康永形成潜移默化的影响。最直接的来自于大家长蔡天铎。
蔡天铎是上海人,他坚持家里的玄关一定要够大够气派,用最好的材料,因为客人来了第一眼印象很重要。蔡天铎喜欢疯狂地买书,“我爸爸那时候的书房很好笑,他设计了好几面书橱,只要他买的书够把这几面书橱放得漂漂亮亮就完工了,就不用再买书。”
在台北的中华路国军文艺中心看戏,蔡天铎必须买到第一排的座位,那是达官贵人之间“兵家必争之地”,也是留在台湾的老兵最后的“战场”。蔡康永总是坐在父亲的身旁。
小时候的蔡康永
后来,蔡康永成为小小的京剧演员。他记得那年表演《四郎探母》,随着鼓点越来越密集,蔡康永以武生造型铿锵亮相,台下的老兵爆发出响彻会馆的叫好之声,在这个社交场里,坐在第一排的蔡天铎,望着台上的小儿子,显露出满意的神色。
“大概是家里太多书,以及在京剧舞台上的“虚荣”,让我觉得,被听见和被看见是一种成就。”这是蔡康永的自我总结。
向通俗靠拢
写《吃吃的爱》的剧本,花了蔡康永很长的时间。长到小S都会怀疑,电影是不是不了了之了。
那时候蔡康永着迷于日本女作家宫部美雪,她喜欢把笔下的每个人物都写得很详细,写命案,连命案现场隔壁小店里的老头子她也写一下,“你会觉得她对众生都有感情”。于是蔡康永写那些在电视圈受打压的小明星往上爬的过程,每个角色都有它的讯息在,洋洋洒洒地,蔡康永写下了厚厚的一版剧本。
制片人拿到后,只简单地说了一句:“按你这个场次,最后就是部6小时的电影,不可能拍了。”
蔡康永有点不舍,“好不容易构建起来的一个人物,在90分钟内就匆匆告别,实在是挺挥霍的”,可又觉得制片人说得有道理,他想起大学教育曾经教会他的商业电影法则,那所坐落在美国好莱坞的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告诉他,商业电影时长以90分钟为最佳,因为要考虑到观众的注意力集中程度。
金世佳、小S、林志玲
“这当然犯了故事推进的大忌,就是你很不专心,因为你东写一个人物,西写一个人物,最后剧本就变得很庞杂。”这样想着,蔡康永说服了自己。于是,蔡康永狠心请了另一位编剧加入,以他人之手砍掉了当中的枝节,让情节可以爽快地推进。
可是,他又有点不甘心。
蔡康永想起在中学时,一位高中同学为他打开了欧洲艺术片的大门,让他看到了黑泽明、费里尼、伯格曼的电影, “那时候惊为天人,这些人太有种了。在惨绿少年时期,所感受到那种人生很空虚,很荒谬,世界很令人愤怒这些感觉,你在那些商业电影看不到,你在这些文艺片里能看到。所以就觉得艺术片的导演才说中了我的心声。”
蔡康永不能忍受一条单线的家庭通俗剧就这么下去,他决定开开脑洞,于是另开一条平行时空来与现实交错进行。
拿到这版剧本后,小S和姐妹淘预先看了一遍,范玮琪和阿雅说,她们完全看不懂这个故事,也不知道电影出来会是什么样子。蔡康永意识到,这个刚建立起来的平行时空,在阅读和理解上有困难,后来在拍摄时也会有一定的困难。
他又想到了观众。他认为观众其实只有力气跟随一个时空的主角,如果坚持要平行时空,两条线,一定要分主次。“所以即使我还是拍了两个人物都有各自的情感生活,可是最后剪的时候就只好把太空餐厅里那些感情戏都剪掉,变成一个很抽象的、写意的呈现。”
到了剪辑阶段,蔡康永第一次知道剪辑师的力量有多大。“你把素材交给他以后,他有一段时间是不跟你沟通的,他根据素材剪了一个他觉得似乎是最好的方法,但是我见都没有见过的东西,没有按剧本剪,我当然是有惊吓,也有惊喜。”
蔡康永去问剪辑师为什么会这样剪,“他就告诉我,你不可以让这场戏抢掉前面那场戏”。蔡康永拍了一个感人的镜头,剪辑师说,可能这个镜头放在这里让观众落泪,等一下就哭不出来了。
他们总是用观众来说服蔡康永。就像在电视圈里,王伟忠也曾”敬告“蔡康永不要再做文艺而不热闹的节目,收视率证明,制片人是对的。
蔡康永总是相信通俗的感染力,从小时候台下老兵的叫好声,再到大学给他的商业电影教育都是这样告诉他的。
他何尝不曾进入过艺术片繁盛时期的电影圈啊。
蔡康永参加第一个剧本工作是谢晋导演的《最后的贵族》,他与原著《谪仙记》的作者白先勇在美国修改剧本。
谢晋导演《最后的贵族》
那是1989年,侯孝贤凭借《悲情城市》捧回威尼斯电影节金狮奖;后来的1991年,杨德昌的《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》拿到东京电影节评委会特别奖;1993年,侯孝贤的《戏梦人生》又摘得戛纳电影节的评审团奖,李安则以《喜宴》为台湾带来柏林电影节金熊奖。
但在蔡康永看来,那种国际奖项上的繁荣是属于手工业的繁荣,它始终没有形成工业规模。“应该是有台湾的生活被台湾以外的人看见了的快乐,可是那些电影的票房并不理想,它没有在台湾引起市场的认同。”
“对,那是有侯孝贤和杨德昌的时代,但你看到这些人是不快乐的,整个社会对他们很冷漠,媒体对他们也并不一定友善,因为他们代表着新的力量,而旧的商业力量感觉到自己是被威胁的,所以有新旧两代的搏斗,整个气氛还是低气压的。”
“当时电影圈气氛也不愉快,很多什么尾款拖欠之类的事情发生,听起来不像一个健全的行业。”
那时候蔡康永的老板很想靠拍电影拿奖,就找来了香港的导演许鞍华、关锦鹏,蔡康永便时常有跟他们相处的机会。有时许鞍华、关锦鹏会找侯孝贤聊天,蔡康永就在一旁。听到侯孝贤说构想,可这些构想多少年都完成不了,蔡康永觉得特别沮丧:“他们电影圈的人聊一个案子,聊三五年都没有效果,我觉得太慢了,觉得我的青春这样耗费下去没有道理。”
翻书触电王
后来,蔡康永受张小燕提携,借由影评节目打入电视圈。
“电视是个更不友善的环境,你只要敢搞艺术,一个礼拜就让你节目停掉。”但蔡康永说,还好他天生就爱通俗、娱乐。
离开的日子里,蔡康永一路都在观察电影圈有什么不一样。有一天,蔡康永看了一个六分钟的视频,叫《电影史上最了不起的100个镜头》。从默片时期的卓别林往后的镜头,他都完全认得出,到了现代的时候,突然就冒出了《钢铁侠》、《蜘蛛侠》的画面。
“这个认知标准让我很诧异。我当时就想说,好莱坞恐怕也是这样吧,它越来越繁荣、钱越来越多的同时,只留下了越来越小的空间给那些不鸟市场的人。”
“我觉得,电影已经失去它神的地位了,它现在就是一个被消费的商品。”
安全的范围
一天,蔡康永如常录制完《奇葩说》,另一名主持人高晓松说要去找乐视影业CEO张昭谈一个项目,当时吴宇森执导的《太平轮》由乐视影业主控,张昭知道蔡康永与“太平轮”的渊源,所以想找蔡康永。于是三人一起碰了面。
彼时,《太平轮》是乐视头牌电影项目,它投资巨大,群星云集,由华人导演中的佼佼者吴宇森执导。鲜花着锦,烈火烹油。
张昭热情地说,他是美国另一所电影名校纽约大学的毕业硕士,与蔡康永有着相似的经历,两人聊起在异国他乡组织同学、找钱拍片的时光,颇有共鸣,张昭便向蔡康永发出了拍一部电影的邀约。
六千万的成本,张昭说。在当时新导演纷纷跻身十亿俱乐部的电影市场,收回成本似乎并不难,蔡康永觉得,这是一个安全的数字。
况且这部导演处女作还有四家投资方共担,曾制作《军中乐园》的原子映像成为实际制作方,并有投资,另一家投资方凯擘公司则主要负责发行。除了这三家,投资方还有蔡康永在台湾的经纪公司海滩娱乐,这家公司的老板娘是演员曾恺玹,她不仅是该片出品人,还参与出演。
《吃吃的爱》汇聚的不只是小S、林志玲,还有一众“康熙”和“奇葩说”的艺人们
蔡康永环顾四周,发现手上有小S、林志玲,有《康熙来了》的艺人们,有《奇葩说》的朋友们,于是他决定把这些兜在一起,“纪念此时此刻的我的生存状态“。
我问蔡康永,有没有意识到,无论是合作方、题材和演员,他都下意识地给自己设定了一个安全的环境?
“题材跟人都是我能够掌握的,这很重要。”蔡康永承认,他曾经试过想挑战,比如去找韩国或者日本的摄影师,但制片人劝他,类似的工作团队沟通是很麻烦的,希望蔡康永郑重考虑需不需要付出这样的代价。
蔡康永选择安全的范围,同时也周到地考虑合作者的安全感。
与林志玲认识十多年、共同主持过三十多期节目,蔡康永仍觉得,邀请林志玲加入自己的导演处女作是在为难她,“以她的工作时间分配,以她的地位,其实不大可能再演一个场次比较少的女角。”
到了片场,蔡康永对林志玲的表现总是满意,有时林志玲都忍不住对蔡康永说,如果觉得不够好,一定要告诉她,不需要客气。
《吃吃的爱》有一场小S与谢依霖的牛奶池摔跤比赛,拍摄前,服装师拿了摔跤服进来,蔡康永皱了皱眉头:“S会不会觉得不好看?”于是他让服装师拿了另一套比较好看、可是并不是摔跤服的衣服。小S在首映礼上谈起这件事,还是有点难以理解:“这有什么关系呢?摔跤不穿摔跤服穿什么呢?你怎么知道我不愿意穿呢?”
采访中,蔡康永展望了《吃吃的爱》之后的计划,他有两个方向。
一个是更任性,把预算降到更低,是《吃吃的爱》的1/10或者1/100,享受粗糙的制作过程,“但收入就和小S办千人演唱会一样,根本不构成产业规模,在你的财产比例里是不值得做的。所以除了自爽,除了向自己证明自己,跟向世界证明自己,此事没有做的必要。”
另一条路,是一个比《吃吃的爱》更贵的电影,承担的商业压力更大,要不要做呢?蔡康永用圆珠笔托住下巴思考着。
“我目前想来,两条路都不妥,我要拍剧集。”
蔡康永已经有拍网剧的计划,在重复说话的宣传期过后,他想要找编剧来聊一个十二集的剧集,“可以把故事铺展得舒服一点,不要压缩在90分钟里,因为我觉得创造一个人物很珍贵,90分钟就让它告别,实在挺挥霍的。”
我忍不住对他表达所想:“拍更贵更大且成功的电影,你可能需要成为一个‘暴君’,比如詹姆斯·卡梅隆,比如王家卫。”
蔡康永点点头,他说他采访过王家卫,“我很敬佩,但我没有向往那样,所有人拿生命跟他耗。他讲到他不管哪一部电影,去那个国家逛很多个月,带大家东晃西晃,体会当地的生活气氛,找景。我不知道他是否乐在其中,当他的家人在生活、孩子在长大的时候,他就在晃。整个剧组最后拍出来的东西,丰富到足够他另外剪三部电影,那是他选择的生活,不是我。”
“我看过暴君戏,但我好像做不到那个样子,为了完成自己的电影,浪费人家生命的几率很高啊。” 蔡康永抿了抿嘴,“嗯,但是这个提醒我会放在心上,没有必要再把自己卷入一个更大的漩涡之中了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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